胡瑞祥讲述，丛金龙整理

胡瑞祥，72岁，土生土长于白音套海苏木（胡里黑热加查）响水村。据老人回忆，他小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是害怕，喜欢在村里乱跑，对看到的一切都感到好奇。一天，他到营子东沙窝子青条坑打柴，看见坑里有一堆堆整齐的白骨，头骨朝西，二十步开外还有一具尸体。这些白骨可以清晰地露出完整的人形，有头有腿。他很好奇，回来后把所见所闻告诉了家人。家人告诉他：别再去了，那是杀人坑，土匪在这里枪杀了八名八路军战士。

这件事情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久久不能忘记，他一直想要了解这些尸体的来历，以及它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这些人的灵魂能够有一个安息的地方。

带着这个问题，时光飞逝，来到了文革初期。村里发起了一场“挖乌兰夫黑线、除乌兰夫毒害”的“整风”运动。当时村里干部很多，群众被号召到生产队去反映情况，站上批判台，坦白问题。

当时13岁的胡瑞祥清楚地记得，村里有两个人被抓起来批斗，一个叫毛敖海，一个叫居里和。居里和当时双目失明，红卫兵就给他戴上缰绳，脖子上挂上牌子，拉着他绕着营地游街。红卫兵高喊：“凶手，杀了居里和，杀一个八路军！”围观的群众也欢呼起来：“凶手，杀了居里和，杀一个八路军！”

如此和蔼可亲的一位老人，怎么会成为杀害八路军的凶手呢？这件事的始末，终于在晚上的批斗会上得到了答案。批斗会上，胡瑞祥听取了毛敖海（中文名王德，蒙古语意为“破狗”）和居里赫（中文意为“牛心”）两人供述了杀人的理由，也就是响水杀人坑（当地群众称之为打死坑）的始末。

事情发生在建国前一年。当时正是初夏，天气渐热。突然，河（老哈河）南边的三十家子村来了三四十个土匪，十几个被绑起来，个个都带着枪，还有几个骑马的。天色渐黑，便在三十家子庙里过夜。士兵们都住在正房里，被绑起来的人则被关在西厢房里。头兵叫当地的牧民去遛马做饭。其中有几个好奇的人，在他们给西厢房里的“俘虏”送饭的时候，倚窗观看。只见他们都是背对背地被绑着，两两一组。士兵们看着他们，却不让他们进屋。出于好奇，其中一个人鼓起勇气，问看守他们的士兵：“他们是谁？他们怎么了？”

“他们是共产主义者”

“共产党是什么？”

“共产党就是八路军，别问那么多废话，干你们该干的事儿！”

因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进入此地，这里一片混乱，兵匪横行，同时共产党组织还在地下活动，党员身份隐秘，革命宣传思想尚未深入人心，普通百姓根本分辨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所以，他们并没有太当回事。这些士兵留宿一夜，第二天早晨又出发，把抓到的人一排一排地绑起来，用绳索牵着，押送到了响水北沙子。据说，有人听到一个被绑着的人对士兵中一个比较胖的男人说：“老韩，我这下活不下去了，我把我的手表送给你留作纪念吧。”

没过多久，就听见北沙子窝子那边传来一阵枪声，枪声非常大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枪声才停了下来。

正是枪声让牧民巴日更加布有了主意，他对毛敖海、居里合等人说道：“北边沙坑那边传来了枪声，是不是有人死了？要是死了，咱们赶紧去弄点衣服回来，小孩子没衣服穿了。”

当时人们生活贫困，没有粮食吃，一家人就只有一两件衣服穿。为了生存和保暖，有衣服穿总比没有衣服好。所以大家都决定去。

于是我们顺着那群士兵的脚印走了没多远，大概离营地六七里地的地方，就看见一个沙坑里躺着不少人。走近一看响水，只见有八个人，其中七人已经死了。有一个人已经往西边爬了二三十步远。他腰上的伤口还在流血，但还没死，还在呻吟。他看见有人来了，就叫道：哎呀哎呀，我渴了，给我点水。

朱利赫和巴里甘·加布走近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

“我姓许。”

“你从哪来？”

“我是河南青土坎子人，请给我点水，我渴了。”

几个人见有活人，又不能剥他的衣服，又分不清好坏，就商量着，决定也杀了他。于是他们就用附近的材料，白锦鸡儿（白柳），还有花篮（雪里瓦）的根，扎了个套索，套在他的脖子上，然后抬手用力的抚摸，还打他的耳朵（太阳穴）。杀人总得找个理由，不然阴间也不得安宁。于是巴里根嘎布开口了。

“你不是姓许吗？你不是青土坎子的许慎吗？我和你爸一起赌钱，你输了，你欠我们钱，我们要扒你的衣服，还给我们，还给我们。”

不久之后，该徐姓男子死亡。

三人将许某打死后，将死者的衣服全部剥光，连内裤都没有留下。村民说死者全身赤裸，然后把五个人堆在一起，头朝西，旁边放两个，被勒死的放在二十步开外。

响水村的许多人也听到了枪声，纷纷说道：“是不是贼来了？”许多村民自发前往，一大群男女老少，大家来到沙坑边，站在梁顶上，不敢下去。往下看去，只见一堆白人，全身赤裸，全都死了。大家都以为是土匪把他们剥光衣服打死了，也不清楚他们是谁，多惹麻烦总比少惹麻烦好，所以没人关心，也没人问，看完就回家了。后来，据说土匪在东沙子子杀了八名八路军战士，沙坑就被人称为“死亡坑”。时间久了，没人关心，也没人去找，渐渐地人们就不怎么注意这件事了。

以上就是响水惨案的前半部分，到底是谁干的？是土匪还是国民党军队？被杀的人是共产党正规军还是地方干部？

这又把我们带到了文革期间胡瑞祥和同村李俊卿交往的那段时间。李俊卿年少时上过私塾，能说一口流利的蒙汉两语。他和土匪韩桑杰、地主张荣廷都有来往，给他们当过向导（俗称带路人）。李俊卿因此被打成历史反革命，需要写忏悔书说明自己的问题。由于他年纪大了，写不出字，村革委会就找到胡瑞祥，胡瑞祥把李俊卿说的话口述下来，并记录下来。他白天参加斗争，晚上打着煤油灯写，然后把材料递交给革委会。

据李俊清供述：在东沙子沙坑杀人的那群兵并没有走远，因为响水北沙子植被很好，有柏树沼泽、桦树沼泽、杏树沼泽，走几步就看不见人了。那群兵是南方来的，不知道这里的情况，在山里迷了路，找不到路，不敢进去，就顺着营子的沙坑走，一天只走十里路。当晚，他们在响水北营子（北店子）北面的刘小嘎家里借宿。刘小嘎本名刘贵山，以前是个土匪（胡子队），他的哥哥就是开枪打死响水村农民协会吴慎（后面会介绍）的刘春山。兄弟俩都有枪，是黑白人。 他们平时在营子关系混杂，是谁也不敢得罪的。于是这批散兵就投奔了刘小嘎。士兵头领让刘小嘎找一个能说蒙古语和汉语的人来当向导。刘小嘎想了想，找到了符合要求的李俊卿，于是刘小嘎就找到了李俊卿。

“东沙子里的杀人犯是六子，他们是不是在我家住着？我跟你说说，你过几天就回来，你若能绕到新老府、哈达（赤峰）去，我就放你回来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即便如此，也没人愿意去，命都系在腰带上了，但李俊卿怕不去会被杀。他只好答应，因为土匪有规矩，知道他的内幕行踪，就得听他的，不然他就要你的命。所以他瞒着家人，说自己要出远门，过几天就回来，大家不要担心他。

于是他带领队伍从黑鱼泡子村、六家子村北面的沙地里前进，绕过西老府、赤峰，来到围场地界。李俊清本想回家，可队伍里的人又改变主意，不想让他回来，因为很难找到像他这样，既通晓蒙汉两语，又熟悉地形、道路的人。

没有别的办法，他们有枪，随时可以杀了他，他只能跟着他们。为了找机会逃跑，李某与士兵们亲近，与他们交朋友。时间久了，他和他们也熟络起来。渐渐地，士兵们对他放松了警惕，开始和他交谈。

“看来你们老板不是本地人。”

“我们不是土匪，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打仗的，分散撤离，到了敖汉青土坎子响水，没地方去，就被地方武装收编了。收编后，就改成区中队，归共产党领导。可是我们不适应，没多久就骗人叛逃了，后来就逃走了。我们的头头是连长，姓刘。”

李俊清后来发现，散兵中有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，就问他：“你这么小就要参军吗？”

“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我是清河区委的军人，当时在响水东沙窝子，他们想打死我，我当时吓得求饶，磕头认了刘队长做干爹。刘队长看我年纪小，又没什么威胁，就没打我。”

从这名年轻人口中，李俊清得知，在响水东沙坑被枪杀的人，是敖汉清河区委的一名干部。

这队战士逃到圈地里，沿途不断招揽国民党散兵和散匪，由几十人发展到百余人，不敢走大路，东躲西藏，一直往南走。估计这队人都是南方来的。一转眼就过去了两三个月，到了朝阳榆树地的一个小村子，李俊清终于抓住机会，趁着晚上他们不注意，趁着上厕所的机会，偷偷溜进附近的高粱地里，一连几天在田里爬来爬去，往北走，再跑回来。这回，他可吓坏了。也正是这次经历，让他知道了，响水东沙子子被打死的人，都是清河区委的人（很可能是土改时从南方派来的工作队）。 他们的死因不明，组织上或许也将这些人视为叛徒，认为他们和那些国民党士兵一起背叛了革命。这种猜测也是有可能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被这群国民党逃兵打死的人也太冤枉了。至今没有人收尸，他们没有名字，没有姓氏，只知道其中一人姓徐。这件事就被悄悄地埋在了历史的尘埃里。

这件事情让胡瑞祥老人耿耿于怀，他久久不能释怀。70多年来，没有人来调查，也没有人向清河区委反映，李俊清的供述材料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无人问津。作为当时李俊清供述材料的撰写者，随着李俊清的去世，胡瑞祥成为唯一知道这场惨案细节的人。从14岁到今年72岁，时光荏苒。响水鸽子洞、老哈河大湾、小响水顶的草场都留下了他童年的身影，直到他到白音套海苏木打工，离开家乡，最后在五墩套海镇定居。但响水凶杀坑里那一堆堆的白骨，依然萦绕在他心头。

报国大业算什么，爱国情怀算什么？然而，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，在历史的洪流中，他们只是沧海一粟，只是尘埃，是被遗忘的一部分。如果有故事，有回忆，就必须写下来，记录下来。这是每一个肩负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的读者必备的情节。有时候我会想：趁我还爱着翁牛特，赶紧写吧。如果有一天我改变主意搬走了，也许我就不再爱了，也许我就没有心情重温这些历史的沧桑了。

正是听了胡瑞祥先生的口述，我才觉得需要核实、找证据，就向响水村书记康建峰求证，证实确有此事。星期六，我又回到黑鱼泡子家里，与三叔谈心。

核实几十年前的往事。交谈中，他们讲起了刘春山打死响水农会吴慎的事情。据我舅舅说，刘小嘎，又名刘老二，不是响水人。他们两兄弟是土匪，他哥刘春山在黑峪泡子偷了王喜德家的驴子，王喜德是吴慎的妹夫。当时，三头驴子被刘春山赶走，吴慎、王喜德、关福、胡景生四人跟了上去。吴慎走得很快，追到了额文土梁（那林塔拉南旧派，格日僧苏木）。他看见驴子拴在树桩上，一看就是刘春山偷的，他认识刘春山，他们结过兄弟之谊。吴慎生性开朗（农村叫“拖”），能言善辩。 他曾在响水一个小镇当过负责人，向刘春山告状：我们关系好，你为什么偷我的东西？太没有人性了。刘春山听后很生气，对他说，既然是你的，你就拿回去吧。吴慎气呼呼地转身牵着驴子，刘春山从怀里掏出一把箱枪，朝吴慎的脸颊开了一枪，打掉了三颗牙齿。这时关福等人也跟了上来，刘慎立刻跳上了梁木。王喜德、关福、胡景生等人一看，正是这个人。只见吴慎还有气，血肉模糊，面目狰狞，显然是真的杀过人！他们吓得往回跑，一脚深一脚浅，也不顾柴草上的划痕。回到家后，他们只剩下裤子就逃走了，真是好笑又可怜。 对于刘春山打死吴慎一事，我叔和胡瑞祥的说法不一，他说被打死的地点在响水以西，大湾子以东的石材厂附近，驴子是吴慎偷来的；而我叔说是王喜德的驴，地点在响水以北的额文土梁（那林塔拉南的旧学校，格日僧苏木）。

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，建国前，土匪横行，人命不值钱，为了生存，人们不得不妥协，没有民族正义，没有民族气节。所以，对于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来说，对人民的思想教育很重要，就是灵魂重建，否则都是畜生蝼蚁。俗话说，人随王法，草随风。大多数人更像是随波逐流，更像是被历史的洪流卷走，只是别无选择的过客。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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